自古以来，水厄、兵燹便是典籍散佚的重要原因。隋炀帝广搜秘籍，唐军攻入洛阳后，将所获图籍运往长安，途中经过砥柱，书籍大量落水，“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千余年后，范用珍藏的书籍也曾遭遇类似的厄运。
抗战时期，随着战局变化，出版机构需要紧急疏散，木船成为运输存货、纸型、纸张的重要交通工具。战事激烈，沿途危险万分，随时可能遇到敌机扫射和轰炸，面临舟覆之险。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曾在《生活史话》（原载《店务通讯》1948年4月10日）中记录1937年淞沪会战后出版机构从沪至汉走水路运输的情形：
当时雇船非常麻烦，更因以途上关卡军警检查严密，所以，就向物资内移的办事处（官商合组的）去登记，领得证明书和护照，还有海关的免税单等。自己雇了小木船，一批三五只，分数批装运，每批另雇小汽艇拖带，一批总有十几艘小木船。……当时，商务、中华、开明和科学公司都有书和印刷机器装去，有的机器中途被炸沉没，有的被炸飘满苏州河面。
抗战胜利后，战时内迁的政府机关、学校、文化机构及各界人士陆续复员东归。由于多年战乱造成交通运输困难，加之返程人员集中，轮船、火车运力紧张，一些书店和文化机构便选择租用木船，沿江东下。
然而，木船航行并非坦途。开明书店同仁复员返沪时，也曾乘坐木船。叶圣陶在《我坐了木船》中写道：“木船危险，当然知道。一路上数不尽的滩，礁石到处都是。要出事，随时可以出。还有盗匪……”

范用与叶圣陶（右）

当时，读书出版社租用了一条木船，从重庆向上海运送书籍和纸型。范用也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资料一并托运。其中既有共产党地下出版的报刊、传单，也有好友、翻译家戈宝权寄存的俄文书籍，包括带有法捷耶夫、爱伦堡签名的珍贵藏书。

范用与戈宝权（右）

不料，木船行至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附近时触礁倾覆，船上书籍、资料纷纷落水。押运人员奋力抢救，将原本堆放在舱面的几包书捞起，置于江滩晾晒，随后运抵上海。范用将获救的十余册戈宝权藏书交还原主。
当时，沿江东归的书籍遭受“磨难”也非孤例。叶圣陶在《东归江行日记》中记载，1946年1月15日，同行者的书篓受潮，不得不将书籍摊放在舱板和篷顶晾晒。其中一些土纸印本已经湿透，即使曝晒，也未必能够恢复原状。由此可见，江上运输对于书籍保存而言，确实充满风险。

经历这场沉船事故，范用仍有两册“落水书”保存下来。
一册是1936年出版的《烈士传（第一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而编，记述革命烈士的事迹。1938年，范用在重庆苍坪街《新华日报》门市部购得此书，同时买下的还有季米特洛夫言论集和中文版《共产国际》。这本书使他深受教育，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他一直珍藏此书，并设法躲避搜查，使其得以保存。

《烈士传》（第一集）扉页及跋语

另一册是《烽火》合订本。《烽火》创刊于淞沪会战期间，汇集了《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四种刊物的编辑力量。范用在镇江伯先公园对面的一家小书店购得前四期，又在汉口买到第五至十一期，随后将其带往重庆。1989年，范用曾携此书拜访巴金，病中的巴金在书上留下签名。

《烽火》创刊号封面及跋语

对于这两册历经劫难的藏书，范用都写下长跋，详细记录它们的流传经历。从战时辗转携带、躲避搜查，到复员东归途中遭遇沉船，书籍的命运与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如今，书页上留下的水渍，也成为那段战乱岁月的历史见证。

范用的书房 爱书人的故事

展期
2026年9月30日—2027年1月3日

地点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五楼临展厅
（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3678号）

开放时间
9:00—17:00（16:30停止入馆）
每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主办单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撰稿：付明易
编辑：王吉安
初审：毛真好
终审：馆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