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在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的前身则是仅由职员“两个半人”支撑起的生活周刊社。从小小过街楼里的周刊社，到抗战烽火中在全国铺开分支机构的坚强的文化堡垒，“生活”事业的发展在于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在于书店经理徐伯昕“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有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的经营管理实践。
为纪念徐伯昕120周年诞辰，我馆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常州市档案馆联合举办“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展览。展览汇集馆藏生活周刊社、生活书店相关文献和文物，常州市档案馆藏珍档，以及家属捐赠，用近120件展品揭开一家书店的经营之道，再现徐伯昕作为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一生轨迹。
展期：
2025年3月4日（星期二）—4月16日（星期三）
地点：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周家嘴路3678号）五楼临展厅
主办单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州市委员会、常州市档案馆
徐伯昕（1905.3.4—1984.3.27），江苏武进人。
1925年《生活》周刊创刊，徐伯昕负责发行等事务，次年邹韬奋开始担任主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呼吁抗日御侮。1932年他们共同创办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成为出版宣传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的革命书店之一，深受广大读者爱护和支持。
▲青年徐伯昕（1922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三百次办事员会纪念摄影
前排左三为邹韬奋，后排右二为徐伯昕
▲徐伯昕（右三）与金仲华（左三）、胡愈之（左四）、张仲实（左五）等合影（1937年）
1944年邹韬奋病逝后，徐伯昕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书店老板身份开展社会活动。1945年参与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争和平，反内战。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三联书店，被推任第一任总经理。
▲三家书店合并后，在香港举行新机构成立大会（1948年）
第二排右一为徐伯昕
▲黄洛峰（中）、徐伯昕（右）、沈静芷在三联书店全体同人大会上的合影（1948年）
▲在上海军管会工作时期的徐伯昕（中）（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徐伯昕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在上海解放后任军管会文管委新闻出版处副处长，负责出版业接管工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国家出版局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十余年；当选为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秘书长，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是该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合影（1949年）
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
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
▲徐伯昕在新华书店全国经理会议上作工作报告（1950年）
▲徐伯昕（右）和周建人（左）、叶圣陶在民进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1979年）
展览分“‘徐老板’的生意经”“战斗与革命的出版”“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其与人也忠，其执事也敬”四个部分，以其生平事业为框架，回顾中国书业与中国革命的一段风云岁月。
1950年代上海韬奋纪念馆初建，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的邵公文代表三联书店，将生活周刊社、生活书店有关档案资料移交纪念馆，包括书店内部制度章程、会议记录、合同契约、通讯、证照、公文等，这批资料经历战争烽火和书店总管理处数次迁移，是店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见证。
以这批资料为基础，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数十年来征集收藏生活书店相关史料，在“老三联人”及其家属，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形成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生活书店史料收藏。
徐伯昕是生活书店的“大管家”，本次展览带来一次从经营管理视角再度梳理这批馆藏的机会，大量内部档案将在展览中复现书店经营的脉络肌理，解析出版家徐伯昕的非凡才干；包括家属新近捐赠的《遗言记要》（徐伯昕记录，是后来发表的韬奋遗嘱的底本）在内，部分文物首次展出，从史料文库中走到观众面前。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出具的收到生活周刊社经募尤怀皋捐款100元收据（1932年2月8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生活周刊社为十九路军募捐物资，并编印抗日救亡画报、发行战时号外。徐伯昕参与其选稿编排，到电车上散发号外，在编辑部轮流通宵值班。
生活周刊社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更改生活周刊社经营方式的合同（1933年7月1日）
生活书店与沈从文签订的《如蕤集》出版权授予契约（1935年2月8日）
1932年，生活周刊社迁出中华职教社社址，并在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生活书店，次年与职教社签订合约，更改经营方式。
徐伯昕任生活书店法人代表、书刊发行人和副经理，1933年韬奋出国流亡后，长期负责店务。在生活书店的不少契约上，可见徐伯昕的签名和印章。
《世界文库》主编郑振铎致徐伯昕关于出版进展的便条（1936年12月2日）
生活书店1935年5月起出版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编译委员会由蔡元培、鲁迅、茅盾等百余人组成。选收中外文学名著。图文并茂，装帧由徐伯昕亲自操刀。
徐伯昕对出书“抓得特紧”，出版前广为宣传使新书得以快销，生产中用少印勤印的办法加速资金周转。《世界文库》每月出版1册，约40万字。从郑振铎给徐伯昕的便条中，可见当时紧张的出版节奏。
生活书店联合广告样张
生活书店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第一二五号（1936年9月1日）
徐伯昕在1933年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邀集在生活书店经售出版物的中小新出版业者，在《申报》《新闻报》包下大版广告，按面积分摊费用，设计、制版、排校由生活书店代为办理。每月举办一次，极为吸引眼球，有时扩大为两整版。
生活书店邮购部函购户存款证
生活书店邮购科由书报代办部改组而来，同时成立进货科配合，服务、联系广大外埠读者。
至1937年上半年，邮购科工作人员增至20多人，拥有邮购户6万数千户（大多经常往来），邮购户存款余额近10万元（可购买白报纸3万余令，一令相当于500张全开纸）。
生活书店经售全国图书杂志章程
生活书店力求“备书皆好，好书皆备”，专设进货科，服务邮购科、门市部和批发部，购进外版图书和代订期刊。同时承担图书联合广告的组织、新书目录的编印，并为上海中小出版社和个人出书解决发行问题，代办总经销或寄售代销。
关于进货原则，徐伯昕曾写道:“除了诲淫诲盗和含有毒素的以外，全国各种书刊都为读者代办。”
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宣部和国民政府监察院关于请求撤销查封成都、桂林、贵阳及昆明四地生活书店命令的呈文拟稿（1941年2月24日）
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全国分支店只有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曲江（今广东韶关）6处尚存，先后28人被捕。1941年2月，除重庆以外全部被查封。生活书店多次向各方呈文请求撤销查封，未获照准。这些呈文拟稿上可见核定者徐伯昕的修订笔迹。
《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手稿与铅印件（1941年）
1941年3月，徐伯昕主持起草《生活书店横被摧残经过》，揭露生活书店20家分店被查封和勒令停业的经过，及书刊被非法查禁、扣留的情形。印发国民参政员、各报馆、订户和邮购户，并在延安《新中华报》连续刊载。
遗言记要（1944年6月2日）
邹韬奋临终前曾多次向亲友口述遗愿，徐伯昕6月2日记下的一份《遗言记要》，是日后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韬奋遗嘱》的底稿。
《民主》周刊（创刊号）（1945年10月13日）
《民主》于1945年10月13日创刊，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编委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蒋天佐、艾寒松先后实际主持。
后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周刊的基础上成立，徐伯昕作为民进的创始成员之一长期开展社会活动。
原三联书店负责人给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党组的请示报告（1981年1月23日）
为解决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成千职工的革命工龄问题，黄洛峰在1978年9月拟就《关于解放前三联书店职工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计算规定（草稿）》，与徐伯昕、华应申、邵公文共同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请示。黄洛峰逝世后，徐伯昕在徐雪寒等协助下奔走于中组部、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提供三家书店全部革命事业的经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通行证
出版方面的接管对象经研究确定，由徐伯昕审核认可，填表报请文管会夏衍批准，派出军代表、联络员、工作人员持接管通令前往执行，按“一接、二管、三改造”部署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证（常州市档案馆藏）
徐伯昕的两枚印章（常州市档案馆藏）
展出各时期、各类型珍贵文物同时，展览综合使用口述史料、演示动画、互动装置等辅助展项，希望为观众提供从知识到情感，从历史文本到数字探索的多元参观体验。
要了解塑造了几代人精神家园的三联书店，不可不了解生活店史；要了解生活书店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则不可不知晓徐伯昕。欢迎您在徐伯昕先生120岁生日的这个春天里前来观展，走近这位新文化出版家的生命旅程。
撰稿、编辑：王吉安
初审：张霞 毛真好
终审：馆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