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18年05月11日发布

特殊的重要行业

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

我手头有一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15日编、9月1日印的“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其中收录的会员书店共607户。“名录”的编印日期距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为9个月12天，应当是接近上海解放时的书店数目的。当时的书店，如果按经营性质区分，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出版（包括出版社和杂志社）而兼发行的，二是专营发行的，三是发行（或出版、发行）而兼营文具的。

上海解放初期，一切由市军管会领导，重点抓社会稳定。书店虽没有像金融、粮油棉行业那样重要，但事关舆论宣传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上海解放才两天，军管会就发布了“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6月5日，在福州路开设了新华书店门市部。与此同时，有8家书店业主因出版发行反动淫秽荒诞图书（通称“黄色书”）被军管会传唤（据说是关了三天）。其中有一位便是开设在福州路的某书局女老板张某。她的书店专门出版和销售冯玉奇等的言情小说。要她改弦更张出版适应新社会需要的新书，可说比登天还难，既无编辑、稿源，又无资金（资金都压在黄色书上了，一旦停售便是一堆废纸），只能是关门大吉了。

解放初期的图书市场，绝大多数是私营书店。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即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限制其消极有害的一面，最终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有的书店自知无力改变经营方针，不能适应新时代新社会的需要，只能自我淘汰，退出这个行业；也有的在政府的帮助引导之下，或出版新书，或走上了联合与合并之路，有的甚至提前成为了公私合营企业。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全市只剩私营书店129户。

关键几步

百新书店创业于1921年，30年代迁至福州路373号。图为30年代的福州路

解放初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偌大的摊子，不可能一下子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经营困难也是必然的。1951年7月20日，三联书店和商务、中华、开明书店、联营书店的发行部门，合并组成了公私合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这是上海书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

1954年9月1日，由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童联书店①三店合并，建立了公私合营的上海图书发行公司，这是上海书业社会主义改造又一关键步骤。上述三店是由100多家出版通俗读物、连环图画、儿童读物的私营书店（出版社）投资联合组建的，以发行各股东书店（出版社）的出版物为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全市私营书店（出版社）的联合批发机构。这几家私营批发机构公私合营了，就能够有力督促其上游企业——私营书店（出版社）提高出版物质量，也可以为其下游企业——零售书店供应优良的读物。

上海图书发行公司的成立，大大促进了上海私营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据有关档案记载：1955年8月1日，来薰阁、修文堂等7家古旧书店申请合营；5日，百新书店等42家书店申请合营；7日，宏文书局等23家书店申请合营；9日，温知书店等23家古旧书店申请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批准了现有私营图书发行业129户全部公私合营，并指定上海图书发行公司为对私营书店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机构。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迅速到来，可能有如下一些原因：1.党和政府于1953年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方向，已经深入人心。2.前几年（主要是1954年）先后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上海画片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图书发行公司等②，对私营企业主安排职务、定股定息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3.国营企业的壮大和私营企业面临困难（经营萎缩、企业内部劳资矛盾等），促使企业主早日争取公私合营。4.私营企业内职工要求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等。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之下，申请公私合营已成为大势所趋。

文化部高度关注   古旧书业改造

1956年5月20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设立的古籍书店（摄于80年代）

由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归口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29户私营书店中，有新书店73户，从业人员322人；古旧书店56户，从业人员122人。

新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半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1.对原私营书店清产核资，实行定股定息，对少数资不抵债的书店通过互助减免等从宽了结。2.较大型的书店改建为上海图书发行公司门市部，规模小、地段差的书店撤销。3.有一定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业主被任命为门市部主任或副主任，有的还被任命为公司干部；提拔了一些优秀职工任公方代表或主任、副主任。对于这一切，人们的反应都较为平静。

古旧书店情况较为特殊，一是规模都很小，平均每户只有2.17人；二是大都为前店后家的夫妻店，从房屋结构到吃用开销，家店都在一起，难以完全分清。公司领导研究决定采用逐步合并的方法，建立几个较大的门市部。于是，很快便找到了福州路401－411号和424－436号两处较大的房屋，准备在此建立一家古籍书店和一家上海旧书店。

2月21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对私营古书业改造必须慎重进行”的电示。公司领导按照文化部电示精神，一方面抓紧建立两店的步伐，一方面选择几户古书店进行试点。

5月20日，一家8开间门面的古籍书店在福州路424－436号正式开业了。古籍书店是以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为基础，吸收修文堂、忠厚书庄、温知书店、汉文渊四家古书店建立的，任命原古籍门市部主任刘廷枚为经理，原修文堂业主孙实君（古籍专家）为副经理。

古籍书店集鲁迅字为招牌，店堂内8盏宫灯高挂，古朴而有气派。门市部分为两部分：西部陈列线装古书，东部为新旧碑帖、画册、中医药图书和新版古籍。开幕那天，顾客盈门，各大学图书馆等都派人前来纷纷选购架上的图书，常常出现一种书多人争购的局面。营业员当即发给纸条，让他们夹在书里，以便选配。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架上图书会被争购一空。

这时，文化部又发出紧急通知，要公司派人去北京开会。6月5日－6月7日，文化部召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相关人员商讨古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会议精神，7月7日文化部发了“关于加强对古书业领导、管理和改造的通知”，9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安排和改造古书业》。

为什么文化部如此重视关注古旧书业的改造呢？原来这年春天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的地方对古书业采取了“急躁的粗暴的措施”，对古书业实行“以新代旧”的做法，让这个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中的专门人才改营新书或其他行业，把现存的古籍和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书刊当作废纸论斤出售，或者只售不进，盲目地把古书业改为国营或公私合营，不适当地对他们实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和固定薪金等，严重影响了古书业的发展，妨碍了古籍的流通和供应。

文化部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两段文字专门论述了这个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中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于这个行业，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从经济上来实行改造，而是应当在行政上加强对他们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推动他们改善经营，加强对古籍的搜集、保存和流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服务。”又指出：“在业务经营上，一般地不要去打乱他们，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经营方法和特点。”另外还提出了要继续保持同行议价制度，对有专长的人要当作技术专家看待，等等。

根据当时去北京参加会议的公司经理毕青同志传达，对上海已经建立公私合营古籍书店和即将建立上海旧书店的做法，文化部领导认为可以试点，但对已经吸收进来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有专长的人员，一定要尽快制订出适当的奖励制度，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及时向文化部报告。另外，对尚未吸纳进来的古旧书店，一般不要去打乱他们，只要加强管理就可以了。

同年10月7日，一家与古籍书店同等规模的上海旧书店在福州路401－411号隆重开业。上海旧书店开业时，只吸收了合记、大同、乐记三家旧书店参加，合记旧书店业主王袁麒被任命为副经理，分管收购工作。

由于国家经济好转，教育事业发展，学术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图书需求增加，无论是公私合营的古籍书店和上海旧书店，还是虽已套了公私合营帽子、实际上仍保留原状的私营古旧书店，业务都很忙碌，利润也多。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如有的私营企业主通过加工资或以各种名义私列开支来增加个人收入，与不可能随时调整工资的公私合营书店职工间出现了差距；又如当时社会上还有一批旧书摊，有的生意非常好，便仗着实力雄厚，抬高书价扩充货源，使合营书店面临得不到充足货源的困难。

上海书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本文作者俞子林（原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