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心系大众 关心出版

伯父去世后，我走进他的卧室。卧室的书架与客厅一样，陈列着许多精美的图书，有成部头的中国史与世界史，有缅怀逝者的各种纪念文集与图册。但有一本很普通的黑色封面、32开本的平装书，却放在随手可取的显眼位置。这是伯父很喜欢的一本书，翻过不止一次，这就是《为书籍的一生》，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

“为书籍的一生”正好也是伯父一生的写照！更确切地说，伯父是为人民的文化出版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我想伯父爱这本书是很自然的，他的事业、他的思想有许多与绥青相似。绥青是一个在农村长大、自农村进城的学徒工，从14岁就开始在农村与城镇当货郎，贩卖图片与通俗小册子。这期间，他看到不少不识字的劳苦大众非常渴望知识，就决心从事出版工作。他冲破传统观念，大胆引进国外印刷机械，印出精美动人的图片，以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方式传播文化，从一个货郎逐步成长为一名出版商。他是一位进步出版商，热爱祖国，处处为平民着想，不仅出版平民看得懂的图片、小册子，还陆续向平民推荐一些文学名著，介绍先进的科学文化。他出的书只收平民买得起的价钱。

▲胡愈之著《莫斯科印象记》

我伯父的经历虽然与绥青不一样，但他与绥青一样酷爱出版文化事业，有着一颗想着劳苦大众的心。新中国成立前，我很少见到伯父；新中国成立后，我一度被调到出版总署担任署长办公室的秘书，与他住在一起，才有机会对他有较多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让贫困农民能看到书籍，出版总署会同各地宣传部门发起了一个读书运动。伯父很关心这个运动，关心新华书店营业员不辞劳苦地背篓送书上山、组织流动图书馆等消息。他当时虽身任出版总署署长，但要分很多精力做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因此无法更深入了解下情，便要我经常旁听新华书店的业务会议，晚上回家向他汇报。有一次新华书店统计出有本连环画发行了100多万册，他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一定要我第二天核实具体数字。他说:“100万！过去我们哪有100万这么大的发行量，一部书最多发行1万、2万册就了不起啦。”他还说：“连环画不能光看成是给小孩子看的书，我们许多大人也看连环画，不识字和识字少的人也看连环画。乡下人再穷，家里也要贴一张两张招贴画，有的是封建迷信的二十四孝图、阴间地狱图，当然也有戏文图，什么西厢记呀、三娘教子呀，等等。别小看这些挂图，它对影响农民群众的思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在署业务会议上，请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要求美术出版社重视连环画、年画和招贴画的出版。

▲胡愈之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题词（1950年9月15日）

50年代，伯父不但总想着为农民编书，还千方百计想着把农民看的书送到乡下去，送到普通大众手中。早在抗战时期，伯父就想出一套文库《国民必读》，文库包括两百多种通俗百科知识，还设计了一种既便于保存、又便于山区运输的书箱，打开书箱后，还能进行公开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出版总署工作时，有个青年干部给伯父寄了好几封信，附上他自己写的一些科普读物手稿，并建议成立一个通俗读物出版社。伯父很重视这个意见，但出版总署当时对这件事有很多争论，争议的焦点是，通俗读物的职能是赋予各地方出版社好呢还是中央另建出版社好。成立这个出版社以后，是专门出政治书籍呢，还是也出自然科学书籍？这些问题讨论了很久，经过筹备，中央一级的通俗读物出版社才终于成立起来。

为给农民编新的农历书，他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我曾对他亲自下乡蹲点吹过冷风，一是因为年纪不饶人，二来我还说：“像您这样的大人物下乡，不把基层干部忙死！”但他后来确实下乡了，真把一本新农历书抓出来了，这本印给农民看的、提供农村科普知识的《东方红》新农历书，被郑重地摆在伯父的书桌上，可以想见他心里是多么地珍爱和高兴！

他的想法和做法与绥青多么相似呀！虽然绥青这本回忆录直至1963年7月才由北京三联和香港三联译成中文出版。而在这之前，伯父的一些想法、做法早就与绥青不谋而合了！

▲《东方红》（1966年）

伯父有感于青年人读古书少，随着岁月的流逝，精通古籍的老人一个个去世了，他很着急，派我与朱光暄一起去北京图书馆邀请古籍专家前来座谈。他在署务会议上多次强调整理出版古书的重要性，说要抢时间发动古籍专家圈点注释古书，不然我们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他主张调动中华书局的力量，因为这家老出版社有相当多的人才。

伯父对印刷装帧也非常关心。署务会议上他多次提出图书装帧要多样化，他认为“我国图书只有几种有限的开本放在书架上，太单调了”。他说：“法国人的图书就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个自然主义派，他们把书装订好就完，省却了一道开切工序，因此买到的书是毛边的，读者要自己用小刀，裁开一页看一页。当然我们不一定学这，但怎么实现多样化要好好研究。”他积极主张印刷横排，并请叶圣陶副署长召集有关人员定出印刷排印的规范、统一标点符号。他还关心铅字的刻字工人，在一次署务会议上，他呼吁加紧培养年轻的刻字工。他说这是一项工艺技术，一般人刻不了，据他了解，全国刻字老工人所剩无几了，不能后继无人。有人从资料上看到，日本有一种专刻铜模的机器，只要写好字样便可制成各种字号的铜模，减轻刻字工作量。他听了很高兴，指示马上引进国内仿制。

他强调书店应该开架售书，方便读者，他说“我们解放前都能做到，为什么解放后反而做不到了呢？”一再强调不要因为有图书失窃现象，就连架也不开了。

▲胡愈之在出版总署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1950年9月）

既是出版家 又是革命者

伯父有许多地方很像绥青，但又不同于绥青。绥青后来接触许多名作家，如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受他们的影响，做了许多益于革命的事，是个进步出版商。但从人生经历来看，我伯父不仅是位出版家，还是个革命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复杂情势中，他常常巧妙地利用新闻出版这个“武器”从事斗争，是富有成效的政治活动家。他不仅是记者、编辑，还是政论家和作家。他冒着风险写了报道《五卅运动纪实》，揭露了反动派镇压手无寸铁工人的真实情况。记得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一度被送回上虞老家避难。回到上海后，发现我们家又搬了。这次是一幢三层楼房，伯父家在三楼（当时他已离沪故没见到），我家住二楼。一楼和亭子间里，摆着许多写字台，许多亲友和我不认识的叔叔伯伯进进出出。这就是伯父在上海孤岛时和我父亲胡仲持共同创建的“复社”。当时这个小小的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正在出版《鲁迅全集》。我还在上小学，《西行漫记》自然看不懂，但从插图、从大人们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中国还有一支经历了万里长征、目前正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值得佩服的红军。从照片上，我还看到了陕北风光和一些朴实的领导者的形象。《鲁迅全集》我当然更看不懂了，但父亲要我练字，逼着我抄鲁迅的译文《表》。在抄写中，我了解了一些国内外社会情况。当时日寇对上海严密封锁、对民族文化残酷扼杀，但伯父精心策划，从内地和海外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终于使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既保全了鲁迅的遗著，又鼓舞了人们的爱国斗志。

▲《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

战乱时期，复社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这样的出版社怎么会不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呢？租界的巡捕房搜查复社，翻遍了抽屉各个角落，没有查到定罪的罪证，但逮捕了我父亲和五叔胡学恕，还有复社职员施崇祥。后经地下党多方奔走才获释。就这样，复社被扼杀了。

伯父离开上海后，先到武汉从事抗日宣传；后又到桂林，在那里创办了“文化供应社”和专营新闻发布的“国际新闻社”；最后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协助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办了一份《南洋商报》，号召华侨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进步文人撤退，坐着舢板渡海，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乡下隐居下来。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他重返新加坡成立了“新南洋出版社”，出版了《风下》杂志与《新妇女》杂志，还创办了《南侨日报》。那时我父亲在香港协助伯父办报，为《南侨日报》驻港特派记者。1947年，我随母亲与妹妹到了香港。每天晚饭前，我要帮助爸爸跑一趟电报局，专给伯父拍发重要新闻。因此《南侨日报》能比其他报纸更快获得重要新闻，特别是国内解放战场的新闻。《南侨日报》上经常有伯父亲自写的社论。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一篇把蒋介石与尼赫鲁对比的社论，称他俩为“难兄难弟”。文字简洁而有力，没有华丽词藻，却给人以警醒。

▲胡愈之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部主任时，摄于香港去新加坡的轮船码头（1939年）

几张报纸、几本杂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周末，我听到伯父的一位战友评论他，“我看你是个善于创业，但不善于守业的人。你过去办了多少出版社，也办了多少份报纸，但是办起来你就走了，都是别人给你守摊子。”我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问题，但我觉得这意见是不公平的。这也正好说明伯父很像绥青，但又不同于绥青；就如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苏联革命。在残酷的文化围剿之下，伯父怎么能像俄国出版商绥青那样既创业又守业呢？新中国成立前伯父在新闻出版业的实践，就是按中国革命特点进行的“游击战术”，能坚持时坚持，不能坚持时就撤退转移。就像他给生活书店出的点子：把书店的火种撒向全国各地，一个地方被扑灭了，还可在另一个地方点燃。又像复社，复社被扼杀了，但书已在短时间里流传到群众手中，甚至流传到海外，唤起民众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有人说伯父是一位“中国式”的出版家和革命家，他当时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南侨日报》同仁合影。前排右起：唐瑜、夏衍、沈兹九、胡愈之；后排右起：彭友真、彭友真夫人、林枫夫人、林枫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13年第1期